丰城熬米糖，甜蜜记忆

我已经近半个世纪没有吃糖饼了，糖饼成了遥远而甜蜜的记忆。虽然年近古稀，可是想起当年吃糖饼的情景，仍不免口中生津，悄悄地咽下一口说不清是苦涩还是甜蜜的东西。

糖饼是米糖做的。我老家是江西省丰城市张巷镇邹坊村，在我们村里，家家户户都有一门祖传手艺——熬米糖。熬米糖用我们那儿的土话叫“煎（jiàn）糖”：蒸熟的糯米饭经过与麦芽的发酵，变成甜蜜的“糖糟”，然后将“糖糟”榨干。糖水熬到一定程度便是“青糖”；待“青糖”冷却后，将其挂在一个九十度角的“糖钩”上拉扯，叫“扯糖”，扯到金黄色的“青糖”变成乳白色为止，成为“米糖”。再在此基础上将米糖勒成大小不一的糖饼：大的直径约二十厘米，比糖桶内径略小一点点，小的与麻糍大小差不多。然后挑到街上或者乡下去交易，或卖钱，或换米——乡下人一般没钱但是有米，称为“换糖”。大糖饼一般是人家买去过年切米花糖块的，小糖饼则是卖给小孩子解馋的，或者卖给老人泡开水喝的。据说糖饼泡开水具有较好的止咳作用。

“煎糖”一般从农历八月初开始，便于人们过中秋节用糖饼赏月，上半年一般不煎。

到了八月以后，几乎天天煎糖。煎糖是一种辛苦的劳作，要起早贪黑。每天清晨蒸糯米饭，下午两点来钟开始取糖糟榨糖，黄昏时舀起糖来再做晚饭，凌晨两三点开始“扯糖”，天亮正好挑糖外出交易。我是兄妹中的老大，一是要责无旁贷地替大人出力，二是为了吃上三分像酒七分像糖的糖糟和柔软、暄松的小糖饼。

每天凌晨两三点钟，我便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，主动包揽斩麦芽的活计：将一大块生长在竹筐里一寸来长的麦芽斩成碎末，再加上磨成的石膏水，待糯米饭蒸熟后一同倒进糖缸里发酵成糖糟。待我斩好了麦芽，父亲“扯糖”也基本结束。这时，祖母便会出面“求情”，让父亲留下五个麻糍大小的糖饼给我们兄妹吃（我当时五兄妹）。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自然是我先饱口福，吃一个小糖饼，其余四个留给弟弟妹妹起床后品尝。

那温热、暄松、三分香七分甜的糖饼味道确实好：有点像吃麻糍，但比麻糍甜多了；也有点像吃橡皮糖，又比橡皮糖香多了。这种味道只有煎糖的人家自己能吃到，别人绝无这种口福。因为，过了一段时间，糖饼就会变硬，吃起来就要用开水泡或者细嚼慢咽，用口水的温度将硬邦邦的糖块软化，再用坚硬的牙齿将软化的糖块嚼烂，嚼得人腮帮生疼。虽然甜味没有减少，但是那种软软的感觉就没有了，口感差多了。

有一次，我或许是饿了，或许是糖饼太好吃了，竟然偷偷地吃了两个，结果弄得弟妹们起床后四个人吃三个糖饼分不匀而哭闹一场。第二天，我受到严厉惩罚——取消当天吃糖饼资格。为此，我懊恼了一阵子。

父亲挑着糖担子走村串户，到了一个村子便放下担子，坐在两只箩筐之间的扁担上，拿出敲糖的铁榔头和凿糖的铁錾子敲起来，发出悠悠的“叮嗑叮嗑”的响声，并偶尔拖声拽气地吆喝一声：“卖——糖哦——”村民听见叫声便悠悠地走来，看看糖饼，问问价钱，然后说一声“没钱”便摇摇头走开。机灵的父亲便马上喊住人家：“老表，没钱就用米换，两斤米一斤糖。”那人便顿时回头，脸上露出喜色。丰城是鱼米之乡，农民虽然囊中羞涩，可是米缸里还算充盈。于是，那人便很快用撮箕端来大米，换上几斤米糖。

当然，农历十二月以前换的米糖基本上都是平时泡开水吃或者给小孩子“打牙祭”，只有到了腊月，人们换米糖才是用来切米花糖正月招待客人用的。那时，销量就自然增加许多。碰上用米换的人多，父亲自然挑不起那多米，便寄放在某个老表家里，第二天用独轮车去推，有时大米太多，我便跟着父亲去“拽车”，以减轻父亲的劳累。

那时，这种家庭副业给家里带来一定的收益，不仅卖糖赚了米，而且榨过糖的糖糟是养猪、养鸡的极好饲料。每年家里可以出售两头大肥猪，一头上交国家，另一头可以上市场出售，换来一笔可观的收入。生活虽说不上很富裕，但是温饱有余，过得有滋有味。只是苦坏了我们几兄妹，每天上学前、放学后都要上山放牛带砍柴——因为煎糖要耗费很多木柴。

近年来，米糖渐渐被冷落，没有多少人用米糖切米花糖，而是改用无论是口味还是外观都比米花糖强许多的“冻米糖”。开始几年，村里人还煎一锅糖供自己过年切米花糖用，后来似乎也觉得落后了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。于是，村里人煎糖的手艺派不上用场，煎糖工具成了历史文物被束之高阁。收起煎糖工具的那天，父亲拍拍手说：“老伙计，再见了！”听父亲的口气有点惋惜，可看他的脸色却很灿烂。

如今，父亲已经作古，村里再也没有人家煎糖，年轻人也没学会煎糖，吃糖饼渐渐成为美好回忆了。